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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2008年9月12日，苏黎世机场的登机口前人群安静稀疏，王瑶站在安全线外，看着丈夫周言背着双肩电脑包走向登机通道。他穿着灰色风衣，头发理得整齐，脚步干脆利落。临行前停下来，对她说：“三天开完会就回来。”

    她点了下头，没有作声。周言笑了下，就像例行公事一样转身进了闸口。登机口的广播很快掩盖住他的背影。

    那天上午天气很好，阳光透过玻璃天窗斜斜洒下，机场大厅干净、明亮。王瑶没离开原地，一直站到人流散尽。她回到家时正好是上午十点，厨房桌上还留着早上的咖啡杯和没吃完的吐司。

    她把助听器取下放进盒里，手机调成静音，坐在沙发上准备接入一场国际远程会议。她是律师，近年在几个NGO做常驻法律顾问，处理跨国项目的合规文件，偶尔也出庭。过去五年，她和周言在苏黎世生活，表面平静。周言在瑞银UBS苏黎世总部工作，原是结构化金融部门的副总监，一直在做产品设计和高净值客户管理，她之前也曾在UBS投行部门短暂就职，两人因工作认识。

    认识那年，王瑶刚从卢塞恩法学院毕业，工作第二年。周言是交换项目过去的中国留学生，留在瑞士工作后逐渐爬上去。两人都不是多话的人，相处却很自然。婚礼没有办得隆重，仅请了双方各自少数熟人吃了顿饭，领了证就算开始了。

    凌晨四点，电话响起。她醒来时还迷糊着，看到屏幕上是美国区号。电话一接通，那边传来周言压低的声音：

    “我被捕了，在美国，需要律师。我在拘留中心，不能说太多。”

    王瑶坐直身体，手机差点掉在地板上。她想问什么，却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喇叭声和一声短促的指令。通话被挂断。

    她没有慌张，只是慢慢穿衣服、洗脸、开电脑查航班，打给几位还未入睡的同事托人联系熟悉的刑事律师。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四小时。天还没亮，苏黎世湖上飘着一层雾。她戴上助听器，出门前从保险箱取出那本美国护照，塞进外套内袋。

    飞机从苏黎世直飞纽约肯尼迪机场。她在商务舱靠窗位置坐下，把椅背放平，闭着眼听引擎的轰鸣。助听器开着最小档位，只为了让自己有种还听得见的控制感。

    她18岁那年出了件事，从此再没踏上美国国土。那事之后，她被送往卢塞恩读书，音讯切断，没人问她愿不愿意。一夜之间，切换国家与语言，失去几乎全部联络人。现在，她在高空三万英尺的机舱里，靠着舷窗闭目养神，像是倒回原点。

    抵达纽约时已是9月14日清晨。她从“US   Citizens   &   Permanent   Reside